从技术上讲，《十月围城》最大的缺点，是煽情过了头，变成了矫情，就像一个试图以泪水动人的女子，哭成了孟姜女，却未哭倒专制主义的长城，倒先冲乱了精心画制的妆容，只可能激起受众的反感。不过，结合电影的思想，便可以原宥此缺点的滋生。哪一部重述革命叙事的中国电影，不是走血与火的激情燃烧的路线，不是用宏大而嘹亮的口号和前赴后继的英雄主义引领我们的血液走向沸腾呢？革命，尤其是艺术化的革命，本来就不必过于讲究理性和逻辑。
其实不限于中国，西方的电影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看梅尔·吉布森自导自演的《勇敢的心》，往往沉迷于威廉·华莱士最后那一声撕心裂肺的“freedom”而无法自拔，仿佛此前的漫漫剧情就是为了衬托这一句口号的神圣降临——所谓“freedom”，和穿越了我们整个青春期的红色电影里面烈士慷慨就义之时所喊出的“共-产-党万岁”，作为一种宣传或者说蛊惑的理念，并无本质的区别，借用王怡兄的话，叫“同样有一种令我不快的气质”。
freedom式的呼喊，几乎充满了《十月围城》的每一个暗角。这正契合了革命电影的光荣架构，要让每一根梁柱、每一颗螺丝钉都散发革命精神的铮铮光泽。不过，此片将叙事定格于1905年，发生地在香港，则跳出了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革命叙事模式。而以孙中山为革命领袖，为共和为革命口号，颇有一些争夺革命话语权的意思。再进一步讲，电影在建构革命的同时，还在解构革命，颠覆传统的、教条的革命叙事。那一个个从歧异的出发点而共同走向革命的形象，从瘦弱到饱满，从苍白到鲜亮，从生命的陨落到信念的挺立，犹如一根根尖锐的芒刺，刺穿了标榜“大公”、“大义”的革命苍穹。
片尾，为了保卫孙中山，能死的、该死的人全死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孙领袖才缓缓走出来，诵读一段台词：“十年以前，一个学生在这里提问：何为革命？我告诉他，革命，就是要让四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了，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次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假如再道何为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作革命。”
恕我孤陋，不知这段台词出自孙中山的哪一文本，抑或是编剧的演义。若由此而论，可知孙中山对革命的诠释是何其用心良苦，修辞术是何其卓诡不伦。十年前，他强调革命的结果；十年后，则强调革命的过程。在前者，他描述了一个乌托邦，以呼吁蒙昧的民众积极投身革命大业；在后者，革命精神已经普及人心，则教育革命者敢于为壮志而不惜牺牲。一面以美好作为召唤，一面以痛苦作为砥砺，孙氏的两个片面，合璧起来才能呈现革命的真实镜像。如果将两段论述颠转过来，一开始就说革命之痛苦，不知还有几个十七岁的李重光信服于革命的大义？
然而，孙中山的革命话语，置于电影之中，更像是一种反讽。等到一将功成万骨枯，等到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你的脚后跟，你才承认革命的苦海茫茫，正如卖摇头丸的江湖骗子，收了顾客的钱，再来声明所卖的药品有其副作用——也许，电影的终极意图，就是为了揭穿革命的这一层画皮？
且看电影当中形形色色的革命者，为什么而革命。完全符合我们历史记忆的那一个，乃是李重光。他之革命，纯为大义。读了孙文《伦敦蒙难记》，一腔热血的少年“闭上眼，（梦到的）是中国的明天”。他质问劝阻他赴汤蹈火的陈少白：“全中国都卷进去了，我还能置身事外么？”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话语，在我们敏感的耳畔响彻了多少年。但是，当李重光乔装为孙中山的替身，为什么他的脸紧张抽搐，他持白色礼帽的手在瑟瑟发抖。
其他的革命者之抉择，无关于大义，盲目而悲情。有人是被裹挟进入革命党的潮流而身不由己，有人是感于平日的礼敬之恩而革命，有人是为了一个父亲的尊严而革命，有人为报父仇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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