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主张富而后教。富而后助教，对本人是智举，对他人是美事。若能完善捐款兴学的免税规则，更是以善意鼓励善举。
古时候的管子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若宽泛些理解，则人的物质生活基本丰裕之后，便多些精神方面的思考和追求，确是常情。且吃穿住等物质层面生活品质的提高，总是有限度的。我的猜想，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之间，或者还有些实质的差别；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之间，物质层面的提高就有限。《世说新语》里面所说的斗富，大多已超越了人身的物质享受，而进入争名的层次了。的确，衣食住之外，名声是人的一个重要追求。过去老百姓即使衣食不足，也要尽力顾全面子，遑论温饱之后。小到十里之内的社交圈子，大到跨国的世界，终至超时代的历史记忆，很多人一生都在为争名而辛苦。而声名之最著者，莫过于青史留名。
中国古人对此的认识很透彻，能把人的各种追求和所得进行区分：权力以外，读书人更多得名，而商人则实际获利。读书人即使做官，也很少有所谓厚禄；商人虽长期被压抑，却并不怎么影响其致富。后来发明的捐官（多是虚衔而非实授），主要便是让那些有钱人分享读书人做官后的某些风光。然而正因是虚衔，那效用主要在当代。而清代扬州盐商马曰管、马曰璐兄弟，则进入了正式的史册。
曾任高官的学者阮元，看出了其中的关键。他特别指出：马氏兄弟在扬州盐商中并非最富，其资产逊于他氏，而卒能名闻九重，交满天下，则稽古能文之效也。而很多资产超过他们的盐商，后来则默默无闻，无人能举其姓氏。
外国的商人颇谙此中道理，且知道自身稽古能文并不容易，故往往捐巨款予大学，同样可以留名，并与受捐机构一样长久。以家族之名冠于讲座者，尤胜于冠名于建筑。因建筑的寿命有限，范围也不能超出受捐机构，而讲座则可能随荣膺此名衔的稽古能文之士而声名远播，在时空两面都可能走得更远。且大多数讲座所费金额还少于建筑，在商言商，性价比也更优。
商界本有所谓借壳上市之说，捐款兴学，就是一种借学留名的智举。或因现代大学系统在中国确立甚晚，海峡两岸富人皆较少注意及此。倒是曾为殖民地的香港，颇有人能借鉴西方这一传统。如今大陆稍微像话一点的高校，都有至少一座以邵逸夫命名的建筑（甚至新加坡大学也有）。而胡应湘讲座，更已进入美国的常春藤大学之中了。
今日社会之中，商界的名誉或已超过学界，不一定要借学留名。惟捐钱还可展现自己服膺的观念，推动自己所关注的事业。我知道各地都有些相对富有的人在默默赞助着一些文化讲座，有的已持续数年，而无意在媒体扬名。惟有时象征性的大举动，可收到超付出的效果。1991年耶鲁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卡根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强调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和学习西方文明史的重要性，立刻召来德州石油富商一笔2000万美元的捐款，用以在耶鲁大学设立11个西方文明史的讲座教授席位。此事当时引起广泛关注，其影响和意义，当然就不限于一所大学的讲座了。
近年中国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所热的国学虽颇具异彩，非早年讲国学者所熟知，然此关注若持续下去，不排除已经异化的国学可以有所回归。如今对国学有兴趣的富人也不少，大学各类国学班中常见其身影。但一举捐出巨款以振兴国学的，似尚少见。这当然不是说他们对国学取叶公好龙的态度，主要还是我们缺乏类似捐款兴学的传统。
其实国学的核心，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文化。在变动剧烈的时代，人们总是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文化渊源，以明确我是谁的认同。学术社会的构建，主要靠民间力量，这是中国长期的好传统。清代江南的学术发达，与各类民间资助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盐商多资助刻书，今日事业有成者不妨捐款办学术刊物，尤其是与文化认同息息相关的史学刊物。
过去孔子曾主张，对人民要富而后教。若富而后助教，对本人言是智举，对他人言是美事，又何乐而不为。我更希望我们也学学西方，对捐款兴学制订出更明晰的免税规则，以善意鼓励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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